全球精准医疗时代的来临给人类疾病治疗带来新曙光，特别是在肿瘤治疗领域，为人类开启了新思路和新篇章，本文以肿瘤的发病机理为切入点，引出不同类型肿瘤免疫治疗方法的特征，并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和细胞疗法为例，对目前应用热点药物和疗法的临床应用、市场发展、面临挑战等情况进行阐述。
1、精准医疗的基本情况1.1、生命科学与大数据推动精准医疗发展精准医疗是通过集合现代科技手段与传统医学方法，基于患者基因、蛋白质及其环境信息，科学认知人体机能和疾病本质，以最有效、最安全、最经济的医疗服务获取个体和社会健康效益最大化的新型医学模式。基因重组、基因编辑、分子克隆、免疫技术、生物芯片等技术的成熟是精准医疗应用的现实基础。究其历史，精准医疗可划分为三个关键时期：蕴育期、成长期、爆发式扩展期。1.2、精准医疗的实施与传统医疗手段相比，精准医疗的发展是以技术和理论进步为基础，以客观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为导向，强调疾病的可预防性，减少疾病的侵入性，实现定量化、个体化、事前预防、连续性的本质跃迁。精准医疗可以视为一种贯穿于预防、诊断与治疗全过程的新型医学模式，借助卫生系统，识别患者个体需求并改善其预后，从而为人群提供最有效的卫生保健服务。
精准预测。高通量测序技术和分子生物学诊断技术的快速发展是精准预测的前提，随着基因检测从单一检测发展到多基因，甚至是全基因组的检测，降低了基因检测成本，加速推进了个性化诊断的发展进展，使基因检测已逐渐进入临床应用阶段，有利于发现高危患者，及早进行干预措施。
精准诊断。年面对消费者的基因检测第一次商业化，随后，不少生物技术相关公司提供的基因检测已经成为遗传数据的另一个主要来源，并标榜能预测肥胖、心脑血管疾病、老年痴呆等疾病。精准治疗。目前主要在靶向治疗、细胞治疗和基因治疗等领域取得进展。以基因治疗为例，近年来，有很多国家进行过数千次实验，个别案例已被证实临床有效，掀起了工业界和创业公司对基因治疗的空前研究热潮。2、肿瘤免疫治疗概述癌症是一个世界性的灾难，近年来患病人数的增长速度位居全球前列。回顾一百年来人类与癌症之间的斗争史，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癌细胞，癌症治疗方法也在不断地迭代更新——从放疗、化疗、靶向疗法，到免疫疗法——人类面对癌症，从手足无措，到一波三折，再到重燃希望。2.1、肿瘤治疗的演进史通常而言，肿瘤的治疗手段主要包括了手术、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其实质是人类对于疾病发展机理的认知加深以及科学技术手段的适配，从以往的泛治疗逐步过渡到如今的精准治疗，其基本情况如下：放疗。全称为放射治疗，俗称为“电疗”，利用X线、γ线或者β线等物理手段，破坏肿瘤细胞DNA，引起肿瘤细胞死亡，从而达到局部治疗肿瘤效果的临床策略。该疗法易产生过敏、脱发、骨髓抑制、皮肤红肿（烧灼感）、咽喉肿痛等局部不良反应，但整体副作用小于化疗。化疗。通过化学治疗药物达到杀灭肿瘤细胞的全身治疗手段，对有全身转移倾向的肿瘤及已发生转移的中晚期肿瘤，化疗都是主要的治疗手段。该疗法的副作用主要是，除局部反应（过敏、溃疡、红肿等）外，还产生贫血、乏力、食欲不振等全身反应。靶向治疗。是在细胞分子水平，针对致癌位点设计相应的药物，使其进入体内后特异地结合癌位点，引起肿瘤细胞的特异性死亡的治疗方式，又称“生物导弹”。相较传统细胞毒化疗，靶向治疗具有特异性抗肿瘤作用，毒性明显减少，但是需要进行基因配型，且停药后易出现病情反复。免疫疗法。主要针对机体免疫低下/亢进，人为增强/抑制机体免疫功，依靠自身免疫机能恢复，实现癌细胞的杀伤，达到治疗疾病目的的治疗方法。相较手术、放疗、化疗和靶向治疗，免疫治疗针对的靶标不是肿瘤细胞，而是人体自身免疫系统。2.2、肿瘤免疫疗法的机理免疫监视学说认为机体的免疫系统可以对“非己”的突变细胞发挥监视作用，并可通过细胞免疫机制特异性地清除，以保持机体内环境的稳定，而当突变细胞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逃脱机体免疫系统的监视时（即肿瘤免疫逃逸），便可在体内迅速分裂增殖，加速肿瘤的恶化。因此，肿瘤免疫疗法主要是依据肿瘤细胞不同情况下的免疫逃逸机制，针对性地设计靶向药物，阻断肿瘤细胞的免疫逃逸过程。2.2.1、肿瘤免疫逃逸“免疫逃逸”是肿瘤发生过程中的重要标志和主要机制。主要表现为：低免疫原性、被识别为自体抗原、抗原调变、肿瘤诱导的免疫抑制、肿瘤诱导产生豁免区域。低免疫原性。由于缺乏肽（MHC配体）、粘附分子、协同刺激因子等，导致肿瘤细胞具有较低的免疫原性，T细胞免疫无应答甚至诱导耐受，逃脱免疫系统的监视而选择性地增殖。被识别为自体抗原。在无共同刺激情况下，由APC递呈的肿瘤抗原被机体识别为自身所产生的抗原，从而逃过机体T细胞的免疫应答。抗原调变。抗肿瘤细胞表面抗原抗体被肿瘤细胞表面抗原诱导后内吞或降解，或者抗原缺失的变异株经过机体的免疫选择，导致肿瘤的免疫原性越来越弱。肿瘤诱导的免疫抑制。在肿瘤的微环境中，通过分泌TGF-β、IL-10等肿瘤相关免疫抑制因子，直接抑制T细胞，或者肿瘤微环境中的趋化因子通过诱导调节性T细胞（Treg）进而抑制免疫。肿瘤诱导产生豁免区域。肿瘤细胞分泌的因子，与抗肿瘤抗体结合形成复合物，对免疫系统产生物理屏障，这种对抗肿瘤抗体的消耗阻碍了免疫细胞发挥ADCC效应，从而产生豁免区域。2.2.2、肿瘤免疫疗法机理分类当体内产生变异细胞时，正常机体通过激活T细胞执行变异细胞清除作用，且不会影响正常细胞；当变异细胞通过“免疫逃逸”避开免疫系统的杀伤时，变异细胞将“逍遥法外”无限制地增殖。因此，肿瘤的免疫疗法是通过增强对于癌细胞的识别能力，对肿瘤进行杀伤和清除。目前，基于生物大分子的肿瘤免疫治疗机理主要有：肿瘤细胞靶向疗法、抑制血管生成、免疫检查点阻断、抗体偶联药物、双特异抗体和CAR-T细胞疗法等。肿瘤细胞靶向疗法。恶性肿瘤细胞表面表达着一些异于普通健康细胞的抗原，可以作为单克隆抗体的良好靶点，通过补体介导的细胞毒性以及抗体依赖细胞介导的细胞毒作用对靶细胞进行识别和杀伤，抑或是联结肿瘤细胞特异的抗体与效应T细胞，通过激活效应T细胞对肿瘤进行杀伤。该模式下的典型药物主要包括HER2单抗（主要上市药物为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和T-DM1，常用于治疗乳腺癌、胃癌、腺癌等）、EGFR单抗（主要上市药物为西妥昔单抗、帕尼单抗，常用于治疗结直肠癌、非小细胞肺癌、头颈癌等）、CD20单抗（主要上市药物为利妥昔单抗、奥法妥木单抗、阿妥珠单抗，常用于治疗非霍奇金氏淋巴瘤、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等）等。抑制血管生成。相对于正常细胞而言，癌细胞对于营养物质的需求更高，细胞分裂和转移入侵需要更多养分，年，癌症相关血管生成研究的先驱之一Folkman强调，在肿瘤发生发展阶段，血管生成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年，Ferrara发现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除了直接促血管生成功能外，还通过招募具有支持血管生成并分泌VEGF的肿瘤相关巨噬细胞间接刺激血管生成，抑制该因子功能对于抑制肿瘤血管生成，进而抑制肿瘤生长和转移，典型药物为VEGF单抗（主要上市药物包括贝伐珠单抗、雷珠单抗等，常用于治疗结直肠癌、非小细胞肺癌及肾细胞癌等）。免疫检查点阻断。肿瘤抗原特异性T细胞的激活除了需要抗原递呈细胞提供第一信号外，还需要协同刺激因子提供第二信号，协同刺激分子所提供的抑制T细胞活化的共抑制信号即免疫检查点。肿瘤微环境中免疫检查点分子的上调可以抑制T细胞的免疫活性，限制宿主免疫活性，导致免疫逃逸。对于共抑制受体的阻断可以阻断肿瘤细胞免疫逃逸路径，增强内源性抗肿瘤免疫效应，介导T细胞依赖的肿瘤消退。典型药物为CTLA-4抗体（主要上市药物为伊匹单抗，常用于治疗黑色素瘤）和PD-（L）1抗体（主要上市药物有BMS的O药、MSD的K药、阿斯利康的I药和罗氏的T药，常用于治疗黑色素瘤、非小细胞肺癌、肾细胞癌、经典霍奇金淋巴癌、尿路上皮癌等）抗体偶联药物。通过联结具有高靶向性的单克隆抗体和具有高效DNA破坏活性的细胞毒素，形成所谓的抗体偶联药物（ADC），实现特定抗原的靶向结合，当抗原诱导细胞吞噬ADC，细胞内溶酶体裂解ADC，释放效应分子，或干扰微管活性抑制肿瘤细胞有丝分裂，或破坏DNA活性，对肿瘤细胞进行杀伤。典型药物设计主要是针对HER2（Kadcyla、Enhertu，用于乳腺癌、胃癌等）、TROP-2（Sacituzumabgovitecan，用于三阴乳腺癌）等靶点所生产的ADC药物。双特异抗体。T细胞的激活既依赖抗原递呈细胞MHC-抗原复合物与T细胞受体TCR-CD3的结合所产生的第一信号，也需要协同刺激因子产生的第二信号。多数肿瘤细胞通过下调细胞表面MHC表达，实现免疫逃逸。双特异抗体通过结合T细胞表面CD3和肿瘤细胞表面抗原，引导T细胞直接杀伤肿瘤细胞，从而摆脱MHC分子识别的限制。全球首个双特异抗体药物是费森尤斯的CD3-EpCAM双抗Catumaxomab（卡妥索单抗），通过靶向肿瘤细胞标志物EPCAM（表皮细胞黏附因子）和T细胞上的CD3分子，将T细胞募集至肿瘤组织微环境周围，临床上用于EPCAM阳性的恶性腹水、卵巢癌、胃癌的治疗。CAR-T细胞疗法。CAR-T细胞疗法是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的简称，主要是通过个性化地分析肿瘤细胞特异性抗原，并借助体外基因工程等手段改造患者的T细胞，使其携带抗肿瘤细胞特异性抗原的抗体，再输回患者体内，使其能够摆脱MHC的依赖，对肿瘤细胞进行定向杀伤，CAR-T细胞疗法常见的反应是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细胞因子风暴，比如发热、头痛等不适症状）。诺华的Kymriah是第一个被批准于肿瘤治疗的上市药物（年），主要用于治疗儿童和年轻成人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3、肿瘤免疫疗法的应用及市场概况通过上述介绍，可知肿瘤的免疫治疗机理类型很多，有细胞因子、抗体偶联药物、单克隆抗体、细胞免疫疗法等，本文主要介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和细胞免疫疗法的典型代表——PD-(L)1抗体和CAR-T细胞免疫疗法。3.1、PD-(L)1抗体3.1.1、PD-(L)1抗体的作用机制PD-1表达于活化的CD4+T细胞、CD8+T细胞、B细胞、自然杀伤T细胞、单核细胞和树突状细胞上，PD-L1是PD-1的主要配体，在许多恶性肿瘤中高表达，与PD-1结合后抑制CD4+T细胞、CD8+T细胞的增殖和活性，对机体免疫应答过程产生负向调节作用。PD-(L)1广谱抗癌单抗是目前免疫疗法中最热门的靶点，通过阻断处于激活状态下的T细胞PD-1与肿瘤细胞PD-L1结合，恢复机体自身免疫细胞有效识别肿瘤的能力。PD-(L)1抗体作用机制一：促进APC激活T细胞。抗原递呈细胞（APC）识别肿瘤特异性抗原后，将肿瘤特异性抗原递呈给T细胞，激活T细胞发挥杀灭肿瘤细胞的作用。在APC刺激、活化T细胞过程中，APC表面的PD-L1和T细胞表面的PD-1结合会抑制T细胞活化，PD-(L)1抗体则能够阻断该结合位点，进而促进APC激活T细胞。PD-(L)1抗体作用机制二：协助T细胞杀灭肿瘤细胞。正常细胞表面一般不表达PD-L1，但一些突变的肿瘤细胞表面会表达PD-L1，与T细胞表面的PD-1结合，抑制T细胞发挥杀灭肿瘤的作用，实现免疫逃逸。PD-(L)1抗体能够阻止肿瘤细胞表面的PD-L1与T细胞表面的PD-1结合，帮助T细胞杀灭肿瘤。3.1.2、PD-(L)1抗体的临床应用与市场情况PD-(L)1抗体疗效优势主要体现在能够明显改善部分患者的长期生存。以目前获批适应症最多的K药为例，临床研究结果表明，患者的生存曲线在使用K药后短期未表现出显著的疗效优势，但随着时间推移，患者的生存改善会开始表现出明显的优势。PD-(L)1抗体不仅在总生存期中位值取得较好的表现，而且大幅提高了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此外，在治疗非小细胞肺癌和黑色素瘤的临床数据显示，K药单药一线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五年生存率达到23.2%（超过化疗1倍），K药单药二线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五年生存率达到15%（超过化疗2倍）。
根据IQVIA数据，PD-(L)1抗体疗效显著的非小细胞肺癌、黑色素瘤适应症中，无论是一线治疗还是二线治疗，使用PD-(L)1抗体进行治疗的病人都已经占到了大多数，肾癌二线治疗应用广泛，一线治疗也在快速提升。显著的疗效优势推动PD-(L)1抗体在非小细胞肺癌、黑色素瘤和肾癌适应症中渗透率快速提升，预计未来PD-(L)1抗体在其他肿瘤中很有可能也会出现类似的长期生存明显改善的疗效，助推渗透率逐渐提升。自施贵宝的Opdivo、默沙东的Keytruda上市后，全球已经有10余种PD-(L)1单抗药物获批上市，其获批的适应症包含了黑色素瘤、肺癌、肾癌、淋巴瘤、头颈鳞癌、肝癌等超过十二种肿瘤病症，可以称得上是当之无愧的广谱抗肿瘤药。年以来，君实、信达、恒瑞和百济神州分别开发的四款国产PD-1抗体陆续获批上市，并且，百济神州、君实生物、信达生物、恒瑞等新适应症开发已进入Ⅲ期临床。可见，PD-1单抗药物的竞争日渐激烈。
3.1.3、赛道拥挤下PD-(L)1的发展策略无论从PD-(L)1抗体已上市产品，还是从临床开发进度，抑或是价格比拼，围绕PD-(L)1的市场竞争愈演愈烈，赛道日趋拥挤，特别是在中国现有的医保谈判价格体系之下，卡瑞利珠单抗mg的医保支付价在元上下，替雷利珠单抗mg大约元，特瑞普利单抗80mg大约元出头，信迪利单抗的一年治疗费用不到2万元，市场竞争可以说是进入白热化阶段，未来，PD-(L)1市场的竞争，除了价格之外，还能比拼什么？策略一、获批适应症和临床试验数据。PD-1临床应用需要基于充分的临床试验数据，适应症优先获批的优势在于有充分的询证医学证据，学术推广有依据，更容易被医生接受，同时，也是医保覆盖的必备条件。以恒瑞医药为例，其在年新获批三个适应症，从癌种来看，恒瑞的艾瑞卡是目前适应症所覆盖的癌种最多的已上市PD-1药物，伴随着其临床试验的推进，将持续保障恒瑞在该领域的市场竞争力。策略二、联合疗法扩展适应证。PD-(L)1抗体正在向肿瘤基础用药方向发展，联合用药是未来的大方向。与化疗联用已获得普遍认可，但如果有不使用化疗的疗效更佳的联用方案，将更加获得临床医生的认可。另外，肿瘤免疫逃逸通过多条途径实现，PD-(L)1抗体配合其他肿瘤免疫药物，能够加强激活免疫系统的能力，同样可以强化抗肿瘤的疗效。策略三、多途径拓展海外市场。纵观全球，做大产品绝对不能依靠单一的市场区域，对于PD-(L)1抗体而言亦然。目前国内PD-(L)1抗体市场已然是一片红海，随着内卷化升级，未来企业应该着眼于更为广阔的海外市场，通过跨国联合开发、商业化权益授权合作等模式，不仅能够拓展产品在海外的市场，同时也能为企业的产品国际化路径积累经验。3.2、CAR-T细胞治疗法3.2.1、CAR-T疗法的基本原理及技术发展在免疫系统中，T细胞是杀伤异常细胞的主力*，其发挥异常细胞杀伤功能依赖抗原递呈细胞（APC），APC表面有许多用于识别细胞表面抗原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分子。如果APC识别到异常细胞，MHC便会和T细胞受体结合，将信号传递给T细胞，并在CD3、CD4等分子协同作用下，杀伤异常细胞。然而，一些肿瘤细胞会下调细胞表面的肿瘤标记物，导致APC无法识别并释放信号，形成免疫逃逸。CAR-T细胞免疫疗法通过对患者自身T细胞进行基因改造，为T细胞装配可识别特定肿瘤细胞的分子，使T细胞在定向导航作用下作用于肿瘤细胞。CAR-T细胞疗法在临床的应用流程主要包括六个步骤，包括患者外周血采样、T细胞分离、IL2/IL7等进行激活与扩增、T细胞基因修饰（稳定表达CAR）、改造后的T细胞质量检测、将合格的CAR-T细胞回输至患者体内并监测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通常，CAR-T细胞的制备需要3-4周的时间，CAR-T治疗后进行随访跟踪主要分两个阶段的密集观察期：第一阶段是观察治疗后3个月内的安全问题和疗效，第二阶段是观察治疗后6个月内的安全问题和疗效。CAR-T疗法至今已发展出四代：第一代CAR-T依赖CD3活化T细胞，但只包含抗原识别信息，在体内增殖能力有限，限制其应用场景；第二代和第二代CAR-T在信号转导区分别结合一个或者两个共刺激分子结构域增强其聚合功能（CD28和4-1BB是经常被使用和检测到的共激区域），提高其体内增殖活性和细胞毒性，有关试验显示，4-1BB表达的CAR-T细胞表现出更持久的肿瘤抑制效果，可作为预防肿瘤复发的治疗，而基于CD28表达的CAR-T具有较高的克隆扩增和IL-2分泌效果，可发挥更大的肿瘤致死活性从而更快的消除肿瘤；第四代CAR-T疗法，又称“宇宙级的细胞因子介导杀手”，与前三代相比，主要是通过引进促炎症细胞因子和共刺激配体（如IL-12是一种在CAR-T细胞中过表达的细胞因子，可增强临床抗肿瘤和扩增效果），克服肿瘤微环境的抑制。3.2.2、CAR-T疗法的临床应用与市场情况年4月7日，Emily成为首个接受CAR-T疗法的儿童患者，经过三周的治疗后，其患有的白血病消失，骨髓检测呈阴性，时至今日，病情也未见复发。年是CAR-T发展元年，也是CAR-T技术正式商业化之年——诺华的Kymriah（用于25岁以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的复发或难治性患者）和KitePharma的Yescarta（用于治疗特定类型非霍奇金淋巴瘤）获美国FDA批准上市，标志着CAR-T这一类突破性的治疗方案正式登上“抗癌舞台”。
在诺华的CAR-T疗法试验中，共88例ALL患者研究入组，其中有63例在美国完成了CAR-T的制备和输注，经治疗，52例实现应答（应答率82.54%），40例在治疗后的前3个月内实现完全缓解（成功率63.5%），在诺华提交BLA时，仍有29例患者维持缓解。
年，KitePharma的Tecartus成为全球首款获批治疗复发/难治性套细胞淋巴瘤（MCL）成人患者的CAR-T新药，该疗法不仅具有良好的临床表现数据，同时在生产周期上要大大地短于典型的CAR-T疗法，这对于分秒必争的晚期疾病患者而言无异是一项重大的突破。
根据FrostSullivan数据，年，在首两款CAR-T产品Kymriah及Yescarta获批准后，全球CAR-T市场由年的约万美元增至年的约7.34万美元，预期于年将进一步增长至47亿美元，并于年增长至亿美元。中国的CAR-T市场预期将于年增长至人民币6亿元。由于确诊癌症患者上升、负担能力提升以及利好监管环境，中国CAR-T市场预期将于年增长至人民币54亿元，并于年增长至人民币亿元。3.2.3、CAR-T疗法临床研究进展截至年5月，全球CAR-T治疗临床试验登记项目项，主要分布在中国和美国，分别占试验总数的44.2%和36.7%，中国以例临床试验居于全球首位，美国以例临床试验位居第2位，在试验数量方面，中国已进入全球领先行列，逐步显现出中美两国主导的发展格局。临床试验数量全球TOP10的地区集中分布在美国和中国，分别占60%和40%。其中，德克萨斯州和北京市试验数量均突破40例，分居全球地区排名第1和第2位。在临床试验适应症领域，常规治疗手段难以见效的疾病是CAR-T疗法的主要研究方向。组织学类型肿瘤临床试验数量突破例，居于全球CAR-T疗法研究榜首，其次是免疫系统疾病例，淋巴组织增生性疾病、免疫增生性疾病分是例、例。目前，全球CAR-T细胞疗法主要聚焦于CD19靶点的血液瘤领域，实体瘤占比仅为25%。全球CAR-T疗法临床研究大多处于早期阶段，其中，Ⅰ期临床试验数量最多，达到例，Ⅰ/Ⅱ期临床试验数量次之，达到例，随着试验进入Ⅱ期阶段，试验数量锐减，数据显示，Ⅱ期临床试验数量30例，Ⅱ期之后各阶段试验数量已不足5例。国内目前已有多家企业布局CAR-T细胞治疗项目推进至临床阶段，进度领先的有优卡迪、金斯瑞、西比曼、科济生物、博生吉等；除传统针对血液肿瘤的CAR-T细胞外，科济生物针对肝细胞癌的治疗、以及博生吉针对CAR-NK技术的开发也颇具特色。此外，复星医药与KitePharma成立复兴凯特、药明康德与Juno合作成立药明巨诺，均志在打造成中国领先的细胞治疗公司。
作为新型前沿治疗手段，CAR-T疗法主要由中美引领发展。CAR-T治疗对医疗技术要求高，对医疗设备的规格要求严苛，目前，CAR-T疗法的临床试验主要集中在医疗资源发达的国家和区域。从临床研究阶段分布来看，多数CAR-T疗法处于临床早期，伴随着临床试验的陆续推进，未来或将迎来一波CAR-T疗法上市热潮。
3.2.4、CAR-T疗法面临的挑战肿瘤细胞的脱靶效应。T细胞定向识别肿瘤细胞并特异性地杀伤肿瘤细胞的关键是要寻找到肿瘤细胞独特表达的标志物，然而，目前在个性化识别肿瘤细胞标志物方面仍存在一定困难，同时，改造后的CAR-T细胞导入患者体内时，由于引入了新的蛋白，可能被机体识别为外来蛋白而直接清除。潜在的细胞毒副作用。CAR-T细胞治疗用于复发难治的CD19阳性B细胞肿瘤的I/II期临床试验中表现出较好的阳性响应，但有时伴随着与之对应的毒副作用，包括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感染和神经毒性事件。实体瘤领域的挑战。CAR-T细胞疗法在治疗CD19阳性血液肿瘤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在向实体瘤领域的推广中却遭遇诸多障碍，主要包括：缺乏特异性肿瘤相关抗原（TAA）靶点、实体瘤中肿瘤微环境（TME）的存在、实体瘤肿瘤体积巨大T细胞难以趋化。4、结束语本文以近年来困扰人类生存寿命和生活质量的肿瘤疾病为例，回顾了肿瘤治疗从以往的粗放式、定性化、一次性的治疗模式转变为精细化、定量化、持续性的精准治疗模式，从中可以发现，这一切需归功于人类对于肿瘤发病机理的深入认知，以及理论知识的工程应用转化能力。值得一提的是，在新一轮生命医药竞争浪潮中，中国传统的医药龙头和迅速崛起的生物医药创新公司正聚焦前沿领域，在新赛道上加注、加速，逐渐缩短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部分领域甚至实现了齐驱并进。
虽然“精准医疗”理念已被推广多时，但是人类要实现真正的“精准医疗”仍需经历漫长道路，既要突破理论层面的认知，也要克服实际应用的技术障碍和成本问题。未来，随着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等学科的体系性认识，以及研究技术和方法的不断突破，人类对于生命本质将会有一个更加全面、精确、定量的认识，同时，再生医学、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多点突破，将赋予人类对于生命体进行工程化改造的应用基础，可以说，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曙光将引领人类进一步迈向“精准医疗”时代。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进击的大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