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中）
作者：读裁者黄远辉，专注人文历史，质量标准，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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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税亩改革
封建时代（中国的封建时代就是指奴隶制解体到周天子的时代，秦统一中国之后的时代我们一般统称为帝国时代）或者说城邦时代，税收主要是税人。比如，周天子的主要财政收入，来自王畿内民众的服役。民众自备武器为周天子打仗，叫做服军役；为周天子耕种公田，叫做服劳役；为周天子建造公共工程，叫做服力役。
帝国时代，税收主要是税地，帝国依照土地面积，区分土地的等级，以实物或货币形式征收田亩税。最早的田亩税改革来自春秋时期的鲁国。《左传》记载：“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春秋时期，鲁国宣公十五年（公元前年），开始实行按亩征税的田赋制度，承认土地私有合法化。春秋时期，牛耕和铁制农具的应用和普及，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后，成为私有财产，国家财政收入占全部农业产量的比重不断下降。因为在实行初税亩之前，鲁国施行按井田征收田赋的制度，私田并不向国家纳税。
那么具体怎么操作呢？“公田之法，十足其一；今又履其余亩，复十取一。”也就是说，不论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按土地面积纳税，税率为产量的10%。可以看出，初税亩接近于现代的农业税收制度，因此有不少的研究者倾向于把鲁国的初税亩作为我国农业税征收的起点。
鲁国的初税亩改革后来受到春秋各国的欢迎，竞相效仿。后来汉代的“授田制”，晋代的“占田制”，北魏的“均田制”，隋唐的“均田制”等，采用的都是这种办法。
二、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其实有两次，分别是在公元前年和前年。战国时期，秦孝公即位，决心图强改革，便下令招贤。
商鞅自卫国入秦，为秦孝公准备了三个道：即“帝道”“王道”“霸道”。所谓“帝道”，是为尧舜尚贤让国之道，曾是一时风尚。比如《吕览》中有秦孝公让国于商鞅，有“尧舜之义”，商鞅避而不受，得“许由之名”的说法。所谓“王道”，即周公创立的封建宗法制，以士族公卿构成的贵族阶层制约君主权力，类似于现代的贵族共和制。所谓“霸道”，指君主凭借武力、刑法、权势等进行统治，与“王道”相对。《荀子·王制》：“故明其不并之行，信其友敌之道，天下无王霸主，则常胜矣。是知霸道者也。”
公元前年，秦孝公召开朝会，商议变法事宜。商鞅与旧贵族代表上演了一出精彩的舌战群儒好戏。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后来，商君又立木为信，大刀阔斧进行改革。
商鞅变法，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之策。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经济得到了发展，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后来秦王朝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于商鞅自己，因为改革动了旧贵族的利益，最终只落得个“车裂”的下场，但他的改革成果却保存了下来。
法家霸道的本质，是《管子·国蓄》所言的:“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商君书·弱民》所言的:“利出一孔，则国多物。”法家的这剂猛药，针对的是春秋以来各国士族、公卿等既得利益集团尾大不掉的痼疾。
秦国的商鞅变法与楚国的吴起变法、魏国李悝[kuī]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等比起来，成效更显著，主要是因为秦国有更适合法家霸道成长的土壤。法家本身是儒家的分支，吴起是曾参门人，李悝就学于子夏，商鞅说秦，亦先言儒家的帝道、王道，不听，然后方言法家之霸道。刘守刚教授就认为，商鞅是中国在向帝国转型之际的伟大立法者，商鞅变法是帝国制度的奠基工程。
三、桑弘羊的财政改革
汉代继承的是秦制，霸王之道杂焉。秦经二世而没，汉初实行休养生息的黄老之道，创下“文景之治”的伟业，可惜汉武帝穷兵黩武，耗尽“文景之治”留下的家业。国家财政耗尽后，汉武帝与桑弘羊实行了一系列的财政政策，其中就包括盐铁专卖。
“文景之治”的时候，土地税非常低，实行“十五税一”和“三十税一”。当然，实际税收并没有那么低，汉初之所以征收这么低的田税，是因为多的也收不上来，主要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国家很难统计土地的数量。汉帝国只好“舍地而税人”，就是征收人头税。人头税负担也不轻，历史上称之为“轻租重赋”。租就是土地税，赋就是人头税。
这个税收制度给汉帝国留下了隐患，因为按人头收税，穷人富人交的一样多，这显然不公平。更为严重的后果是，豪强大族开始崛起，只有他们可以隐匿人口，逃避人头税。最后，政府的税源渐渐枯竭，豪强地主和门阀世族逐渐成为政治上的强大势力。
桑弘羊的财政改革，一句话概括就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现代搞财政的人一定对桑弘羊心有戚戚焉，他可是我们财政改革的鼻祖。桑弘羊出身商人家庭，自幼有心算才能，13岁入侍宫中。汉武帝时，历任大司农中丞、大司农、御史大夫等重要职务，先后主持推行了发展工商业、盐铁官营、统一铸币、屯田戍边等财政经济政策，这些财政政策为增加国家财政，缓解经济危机，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孙中山先生曾以“国饶民足，而利国家”来评价桑弘羊。
桑弘羊的财政改革就是积极开发财源，桑弘羊认为富国强兵并不是只有农耕一条路，发展工商业也是致富的办法。工商业能有效地集中大量资源，有利于细化市场分工，互通有无。如此一来，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了，经济自然跟着发展，国家财富随之增长。可见，中国古代并不一直都是“重农抑商”的，桑弘羊的财政改革就是特例。
汉代实行的是货币财政，汉代就已经开始大规模用货币，除了田赋还在交粮食布匹外，剩下的口赋、算赋、更赋等人头税，都是征收货币。毕竟，收实物成本高，管理起来也困难，收货币就方便多了。
桑弘羊的财政改革观点是对管仲思想的继承，后来又启发了宋代王安石改革以及晚清洋务运动，通过工商业实现富国强兵的思想，一直潜藏在中华帝国治理的传统中。
四、两税法与食盐专卖
唐德宗建中元年（年），宰相杨炎建议颁行“两税法”。两税法是以原有的地税和户税为主，统一各项税收而制定的新税法，由于分夏、秋两季征收，所以称为“两税法”。杨炎是唐德宗时期的宰相，他在公元年发起了这项改革，目的是要废除当时弊端丛生的租庸调制。
“租”“庸”“调”是三种税收形式，“租”是根据人丁数量，计算出每年需要缴纳的谷物。“调”就是每户人家每年要缴纳的纺织品。“庸”就是每人每年要为国家服役的天数，如果不想去服役，就用一定数量的纺织品代替。
均田制发展到唐朝初期，国家掌握的土地按照“一夫授田百亩”的原则分配给百姓，其中80亩地死后要归还给国家，这叫口分田，剩下的20亩地可以由子孙继承，这叫永业田。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个制度其实也很难一直维持，土地兼并的现象一直是各朝各代的顽疾。
在均田制基础上还有一项制度，那就是府兵制。府兵制起源于西魏、北周，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兵农合一。府兵平时为耕种土地的农民，农隙训练，战时从军打仗。府兵参战武器和马匹自备，全国都有负责府兵选拔训练的折冲府。
两税法最大的亮点，就是根据田亩面积和资产来征税，对老百姓来说相对公平。两税法还把之前的租庸调、旧税、各种徭役，全部都合并在一起。“两税法”与“租庸调制”最明显的一点不同之处，就是征收程序的简化和征收效率的提高。日本历史学家内藤湖南评价说，两税法使百姓摆脱了奴隶佃农地位，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新时代。
唐以降，国家一直高度重视两税法，比如后梁太祖就下令：“两税外，不得妄有科配。”后唐庄宗说：“本朝征科，唯有两税。”宋代的两税叫“夏税秋苗”，夏季征收丝帛和钱，秋季征收粮食和草。为推进两税法的顺利开展，宋代还进行了多次的土地清丈活动，制造账册对土地进行管理。明代初期，朱元璋重申了两税作为国家正宗财政收入的地位。
安史之乱后，唐朝还能实现中兴，杨炎和刘晏的财税改革，可谓是功不可没，避免了唐帝国的过早崩溃。杨炎的两税法，为帝国奠定正统的财政收入制度。刘晏的盐业改革，作为帝国财政的弹性收入，常常扮演了救命钱的角色。
盐利其实是税人和税商的结合，本质还是人头税。食盐是一种很特殊的商品，每个人消费食盐的数量不会差太多，而且没有其它的商品可以代替。国家财政在食盐上获利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生产销售环节实行国家垄断经营，获取全部的利润；第二，实行许可制，给经营者发许可证，通过许可收费；第三，实行征税制，放开让民间经营，国家征收特别税。
从管仲开始，国家就想方设法从食盐消费中获利，认为这是一种“税人于无形”的好方法，甚至是“有益于国，无害于人”的好制度。刘晏于公元年，开始整顿盐法，把国家对盐业的垄断经营改成许可制，民间私商必须向官府购买许可证，才能从官府那里批发到食盐，然后到各地零售。经此改革，国家盐利收入从原来的一年40万贯，增加到万贯。
盐业许可制是中央帝国获得财政收入的重要补充，宋代叫作钞盐制，私商先向官府购买“钞引”，再从官府手中买入盐，然后在钞引指定的区域内销售。明代为维持北方边境稳定，想出“开中法”，让商人给边境送物资，来换取盐引。明万历年间，中央政府缺钱，还想出了纲盐制，让少部分盐商拥有买卖食盐的特权，而且这种特权可以世袭罔替。清道光年间，两淮地区开始实行“票盐制”，允许民间私商花钱买许可证。
可见，从唐朝到晚清，盐利一直都是作为救命钱，被帝国牢牢掌握。除了盐业专卖，特殊商品征税还包括茶、明矾、酒、香料、药品等日常必需品，以及需要从国外输入的各种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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