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年12月31日，英国东印度公司得到第一份准许贸易的特许状。年，虽然该公司在印度有工厂7间，东南亚11间，日本1间，但与中国的贸易却是通过平户与中国商人间接进行。
英国人与中国的直接贸易，由于与葡萄牙和荷兰竞争，到年为止，归于失败。年，库尔庭协会（CourteensAssociation)一支4艘装备良好分舰队进入广州，彼得·芒迪（PeterMundy)在其中的一艘船上。4艘船中的“凯瑟琳号”（Catherine)装载糖斤和冰糖块斤返回英国。年，共有6艘英国船装载总量为吨的中国糖返航。以后几十年，该公司与广州的贸易仍然是零星的。
▲海上船队英国的内战（-)及与荷兰的战争（-和-)妨碍了该公司在英国国内的发展；清初实行“禁海”期间，私人和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澳门的贸易也不成功。18世纪初，“英国人已把脚伸到了中国贸易的门槛外，仍没有获得一席位置”.这张“桌子”已经非常热闹了。年，雅克·萨维里·德·布鲁斯朗（JacquesSavarydesBruslon)在巴黎被任命为海关监察长，把其后30年的生命奉献于收集关于贸易的资讯，尤其是关于亚洲贸易。
在他出版的一本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中，关于中国的条目中写道：现在，中国的君主政体不仅接受，而且鼓励远近国家，尤其欧洲商人前往贸易，并给予极其贵重的商品；同时允许其臣民携带丝、瓷器、漆器和其他奇妙的制品和小摆设，还有茶、草药、药品、糖和其他产品到海外各地。
▲菲律宾群岛他们进入印度大部分地区从事商业活动，还前往巴达维亚、马六甲、亚齐、暹罗等等，尤其是前往近邻的日本和菲律宾群岛，他们从这些地方输入大量的金银，把来自墨西哥至菲律宾群岛的白银等运回广州，然后散布整个帝国。最终，英国人在亚洲内部贸易的成功，决定了中国贸易世界的长期结果。英国人的参与，通过东印度公司的许可下操作的贸易公司和个体商人经营，扩大了称为“港脚贸易”（Countrytrade)的南亚的亚洲内贸。“港脚贸易”成为私商创造“东印度财富”（EastIndianfortune)的重要领域。
年后，英国在南亚和东南亚强大的政治地位扩展了私人贸易。18世纪前数十年，印度许多港口通过葡萄牙和英国公司，及来自欧洲、南亚和亚美尼亚（Armenian)的私商，定期进口中国货物。马德拉斯（Madras,印度港市）、马尼拉和广州之间白银和黄金的贸易是最赚钱的交易之一。
▲英国东印度公司印度的银附在铁、纺织品中带到马尼拉去，而后更多的银被广为搜罗，以与中国贸易。中国的黄金反输入印度，因为中国金价比印度明显的低，而印度的需求量则大；年，一封写给马德拉斯市长托马斯·皮特（ThomasPitt)的信说：“我们的银一般运往中国，运回大量的金是为了制造宝石和供应造币厂铸造货币。”但是贵金属难以作为压舱物，因此糖作为压舱物成为带回印度的“中国商品”之一。
年，“马尔伯勒号”（Marlborough)船货清单上，就有糖和铜、中国白铜（tutenag,印度造船用的一种铜、锌和镍合金）、水银、明矾等物。18世纪20年代，马德拉斯和孟买是中国糖的定期进口商。往后的数十年，趋势增加，冰糖出口印度，每船约为至担。英国人不是唯一有兴趣进口中国糖至印度西部和南部的商人集团。荷兰人在西岸（WestCoast)销售爪哇糖，并成功地取代孟加拉糖。年因爪哇的叛乱大屠杀，使中国人面临供货危机，削弱了以便宜价提供糖的能力，不得不转向中国寻找糖货。
▲古法制红糖荷兰人经过奋斗，维持了他们在日本的铜、西印度的香料和糖的市场份额后，而他们的老对头葡萄牙人也从澳门和广州带来中国糖，并且压低价格。18世纪中叶，巴达维亚的荷兰人所面临的供货问题，不仅反映了他们在亚洲内部贸易的优势的减退，而且反映了18世纪4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契机，使亚洲的贸易和政治格局在许多方面都起了变化。
这些变化在-决定性的10年中一起出现。18世纪前半期，印度莫卧儿和波斯萨费维特斯（Safav-ids)的政治势力衰退，兼且波斯湾旧土耳其帝国（Ottoman)控制下的巴士拉（Basra,伊拉克港市）内战，侵蚀了西亚市场，削弱了依赖这些市场的荷兰籍巴达维亚、印度古贾拉蒂（IndianGujarati)和英国“港脚贸易”商人。然而，英国人很快重新再起。年，英国在普拉西战役（BattleofPlas-sey)中战胜了孟加拉的土酋，控制了印度主要地区，进行直接的殖民统治，开始改变南亚的权力结构。同时，英国人对西海岸有不可忽视的经济影响力。
▲英国商人年，英国征服苏拉特堡（SuratCastle);年，查理士二世（CharlesII)已经取得孟买作为他的葡萄牙皇后的嫁妆。年，阿富汗（Afghani)远征队击溃了印度西部和北部的英国霸权的主要挑战者马拉塞斯（Marathas)族人，英国通过控制印度西海岸两个主要港口，进一步巩固政治和经济权力。
英国人在印度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和一个主要的经济基地，成功地挑战巴达维亚荷兰人在东南亚的霸权。巴达维亚政府对自身地位的不满，以及与阿姆斯特丹政策的差异，导致巴达维亚政府地位的动摇。巴达维亚政府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坚持贸易垄断疏离了巴达维亚政府的官员。他们开始与英国和亚美尼亚商人结盟，牺牲荷兰东印度公司来谋取私人利益。
▲亚美尼亚商人同时，巴达维亚政府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对于是直接派遣荷兰船只从阿姆斯特丹开往中国，还是让中国帆船来巴达维亚利润差异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前者对荷兰东印度公司有利，后者则可向中国商人征税而增加巴达维亚政府的收入。18世纪20年代末，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已经开始派遣船只直接从阿姆特丹到广州。
年，当董事们最终决定抛开巴达维亚直接处理中国贸易时，公开的决裂发生了。马喀撒（Macassar,印度尼西亚港口）的商人和海上冒险者布吉人（Bugis,苏拉威西岛南部主要民族），进一步骚扰巴达维亚的荷兰人。18世纪20年代始，因荷兰人的垄断毁坏了马喀撒香料贸易，布吉人转向控制马来半岛的港口。年，布吉人进攻荷兰人控制的马六甲，公开的对峙重新出现。
▲香料虽然年荷兰人打败了布吉人，夺回一些领地，但是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北部的政治联盟的不稳定性，使英国人能够瞬间在亚齐、吉打（Kedah)、库阿拉（Kuala,吉隆坡）、沙喇莪（Selangor)和廖内（Riau)建立贸易基地。
马来西亚和苏门答腊的联系，对于英国印中贸易的发展是必需的，因为在广州的贸易中锡和胡椒都是非常重要的商品。年，广州对外贸易的总量是18世纪开始时的5倍。英国人已是中国贸易的主要伙伴。同年，清政府决定控制西方的贸易，限制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俄国人以外的欧洲商人来到广州。18世纪60年代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印度的英国人与中国私人贸易的增加，压舱商品的需求变得很重要。
▲马来西亚街头18世纪初，孟买棉换广州糖的贸易得到发展，两者都是理想的压舱商品。例如，年，“凯瑟琳号”上以“试验模式＂在苏拉特收购的担（磅）原棉，这些棉显然是英国人在中国销售的第一批西印度棉。这些棉花在厦门以每担5.5两出售。然而，厦门糖每担2.5两，糖近于船运棉重量的两倍。“凯瑟琳号”运回担（33磅）白砂糖和每担4两的担（磅）冰糖。
其后，印度和中国国内贸易网络改变产生了额外的需求，18世纪末，这两种商品的贸易明显地增长。18世纪初，较便宜的巴达维亚糖与孟加拉糖的竞争中，在印度西海岸站稳了脚跟。18世纪后半段，这种趋势继续发展，孟加拉糖的产量下降了。孟加拉的蔗地变成蓝靛地，为生产更多的出口生丝养蚕业扩展了。地方战争使孟加拉的糖价进一步上升，18世纪70年代，孟加拉的糖价比年前增加了50%.19世纪初，黄麻替代了甘蔗地，糖的生产进一步缩小，孟加拉完全停止了糖的出口。同时，印度西部的贸易圈也在转变。
▲孟加拉小女孩在前几个世纪中，苏拉特进口大量的孟加拉糖，而出口棉到孟加拉，因为孟加拉有庞大的纺织业，棉却供应不足。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棉的种植扩展到孟加拉西部和联合省（UnitedProvinces),较便宜的棉在孟加拉唾手可得，印度东部和西部之间糖与棉的贸易关系随之消失，西海岸的棉改为出口。
大约与此同时，中国纺织品出口日益增加造成南部棉的短缺。17世纪和18世纪初，广东和福建的糖在浙江北部、湖北和江苏出售，以换取皮棉（ginnedcotton).18世纪末，褚华《木棉谱》指出：“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只买花衣以归，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盖彼中自能纺织也。”18世纪80年代，欧洲对中国纺织品的需求日益增加，江苏和浙江出口棉花至广东的贸易开始改变。“南京布”（一种江苏松江府出产的棉布）的出口量迅速增加，消耗了江南大部分盈余的原棉，造成出售到广东棉花的短缺。虽然仍有棉花继续贩运广东，但不能满足需求。
▲印度原棉从孟买和苏拉特进口印度原棉的质量略次于江南地区，但可以满足广东手工纺织和生产低支数棉纱的需求。由于孟加拉对孟买原棉的需求下降，孟买可以在向中国出口棉花中得益于价格的差异。稍后时期的数字显示，印度棉花于江南原棉之间的价格差每担达至一两。直至年，原棉是印度对中国最重要的出口货，价值比鸦片还大。
-年间，每年平均约万斤（约万磅）的棉从印度输入广东。到了-年，输入棉花的总量上升到万斤。(校按：年，担；年，担；年担）这些棉大多数来自印度西部。1年后，恒河的Doab地区引进棉花种植，部分棉花通过加尔各答（Calcutta)出口到中国，回程货船则装载中国糖。
▲棉花印度市场中，糖和冰糖是中国贸易的首要商品，直至年，占贸易总量的四分之一。作为“港脚贸易”的“大宗”商品之一，虽每年糖的出口数字难成系列，通过年和-年数字的比较，贸易的轮廓却能确定。年，20艘“港脚贸易”船只总共装载了白糖2609斤（磅）和冰糖斤（磅）。
年，由于荷兰人、美国人和其他商人也购买糖，又由于糖也出口至日本，印度市场并不计算中国糖贸易的总额。不过，它显然是最大的部分，单是“港脚贸易”船只装载的糖的价值便占总出口额两中的两。
▲美国人对糖果某些年份，糖的出口量突然波动，与实际情形相比可能更甚，因为某些年份所采用的资料仅是私人的账目，不包涵公司账目在内。18世纪90年代以来，糖的出口量清晰地显现大体上是增加的。中国与印度的糖棉贸易的存在，是前殖民地时期两国糖棉贸易上合乎逻辑的扩张。在这段期间，中国直接对美国贸易增加，中国糖出现了其他买主。
虽然丝和茶是出口的主要商品，糖也经常地由美国船只出口到欧洲、南美洲和美国。19世纪头20年，美国贸易是收集来自印度、中国、太平洋和南美洲的产品，通过在美国的大西洋港口转运到欧洲。美国人对出口糖有极大的兴趣。约瑟夫·皮博迪（JosephPeabody)和沙林（Salem)的威廉·罗普斯（WilliamRopes)下达给其“广州号”船的货物经管员本杰明·施里夫（BenjaminShreve)的指令并非是稀奇的：年5月8日：为了有效地装货，应用箱子或袋子－看哪个可能多装一些把糖装上，将之填入较浅的货舱，直至超过船的横梁一英尺。
▲印度甘蔗糖在糖上堆垛南京布，其次堆垛肉桂，完全堆满货舱为止。装几箱茶叶在最妥当的地方，如50箱熙春茶、50箱小种和几箱绿茶，世界市场：贸易方式的改变还应该装上适量的冰糖粉。-年，将近万斤（约万磅）糖出口到美国，达到顶峰。19世纪30年代，出口到美国的糖约25万斤左右。其后，南卡罗来纳州（SouthCarolina)和路易斯安那州（Louisana)的大农场生产更多的糖，在中国技工的帮助下，制糖业在夏威夷开办，进口中国糖的兴趣减少了。
19世纪30年代，在亚洲，糖和棉的市场也发生了变化。19世纪40年代，中印间糖棉的“港脚贸易”开始减少。在广东，曼彻斯特（Manchester)纱进口增加，印度原棉进口被淘汰。-年，加勒比海（Caribbean)的奴隶解放后，在英国资本家的推动下，印度近代糖工业得以发展，对中国糖的需求下降，在加勒比海的竞争中失败而幸存的西印度群岛农场主决定在印度再起炉灶。
▲茶叶可是，中国和印度的糖贸易至今留下语言上的痕迹，在大多数印度口语中，chini（即中国的）指白砂糖。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已改变了的商业环境中，东印度公司这种垄断组织的概念本身是过时的。按照规则，英国公民直接从事中国和英国间的商业贸易是非法的。
新加坡发展之前，广州的私商只能通过东印度公司在伦敦的汇票，转移资金至英国。年，新加坡成为自由港，使东印度公司失去把中国商品运往英国的控制权。由于新加坡成为转运的基地，同时，中国和其他商人带来倍增的商品，英国私商能够轻易地避免东印度公司对英中贸易的垄断。
▲新加坡在广州美国商人数目的增加，也使自由商人可用在伦敦的美国账单和美国汇票，而不必依靠东印度公司。利润丰厚的欧洲茶市场，是由美国商人源源不断直接把中国的茶运到汉堡（Hamburg)、勒阿弗尔（LeHavre,法国港市）和地中海的港口供应的；为此，英国议会举办了许多听证会，以处理“美国的干涉”。
结语
私人贸易商与东印度公司双方之间的协议已不合适；英国与中国的贸易已有超过一半掌握在私人贸易商之手。年，自由商人发起反对东印度公司的运动；年4月，英国东印度公司特许状被废止，标志着垄断贸易时代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