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在东南亚的贸易，自唐朝以来，就以朝贡贸易和私人贸易的形式存在。7世纪，当糖仍是贡品时，丝、织锦和薄纱是中国最大量的出口货物。到了宋代，在东亚、南亚似乎开始了糖的海上贸易。
年，福建市舶司主管赵汝适在关于外国及其产品的各种记录中写道，糖从东南亚的许多国家进口，蕃商在安南、巴林冯及马来半岛等地销售糖；糖与丝绸、瓷器、铁器等货品并列。此时，这些货物很可能只从中国出口，虽然带货到东南亚港口的商人未必是中国人。
▲马来半岛这一时期中国对日贸易的详情更不清楚。众所周知的是广州、福州和福建其他港口的商人频繁地与日本贸易。随同丝绸、瓷器和东南亚产品，宋朝的商人还把少量的糖带到日本，因为至今日本的农作物还没有甘蔗。年，蒙古灭南宋以后，与东南亚和南亚的官方正式接触增加了，与东南亚的贸易明显地扩展。透过对安南和占婆的战争，尤其年对爪哇的侵略，以及与暹罗和马八儿建立了非常友善的关系，元朝与东南亚和西亚的接触愈加频繁了。
中国出口丝绸、瓷器、铜钱、白糖、冰糖、铁锅、漆器和其他许多产品。虽然不能估计贸易的出口量，但是总量应非常巨大，至少足以支持不事耕种而专以抢夺中国商人为生的海盗集团。正如年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指出：丹马锡（Tumasik，新加坡旧称）的居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们掠夺中国大帆船的货物所得来的。中国主要进口胡椒，自唐朝以来，中国对胡椒和丁香的需求日益增加，13世纪时需求尤热。
▲桂林漆器马可波罗夸张地记载：“我准确地告诉你，当一艘装满胡椒的船开往亚历山大港或基督教国家时，有艘正开往中国的泉州港。”马可波罗所描述的船只是来自马来半岛的大帆船，当它从东南亚返回时，载满胡椒：“他们的大船每艘至少需要名船员（有些需要名船员）。它们的确庞大，一艘船的载量达或筐胡椒。”范·勒尔估计，在17世纪荷兰人参与该贸易以前，每年约万磅东南亚的胡椒运往中国，从中获得了大量的利润。在中国出售的胡椒是原价的~0倍，尚要进口自东南亚，生产红色和紫色染料的苏木，也可卖得购入价几百倍的好价钱。
元代，政府在控制海外贸易时，与私人贸易者利益的对立较为温和。元政府总体上是支持商人作长途贸易的，为了急于增加税收，元政府管辖海外贸易的制度沿袭了唐、宋的特许制度，在泉州、宁波、上海、澉浦、温州、杭州和庆元，建立了市舶司。对外国来船只登记和对外国货物征税，则按照年制定的法规办理。年，随着明洪武皇帝的登基，政府对私人海外贸易的控制大大加强。年，颁布诏令禁止中国人到外国旅行和贸易，进口贸易仅限于贡使及贡使团附带的货物。关闭明州、泉州和广州三市舶司。对此以及明朝对外贸易的其他限制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明代进出口贸易约翰·韦尔斯（JohnWills)等许多研究中国国际贸易的专家认为，接待朝贡的“使馆，是为管理对外关系而设立的，具有相当严密的结构体系”，意欲隔离“帝国与外国人的危险接触”。另一解释，则如曹永和的观点，认为明政府的这些限制是作为一种优先购买权的出价，寻求“一方面排除国内的竞争，严格维持禁止私人海上贸易的政策，另一方面发展政府对海外贸易的垄断，以满足对热带货物的需求”。
这里，我们不能对明政府的政策作冗长的讨论；但凭借政府权力而采取的措施使海外贸易机会减少，带来两个主要后果：第一，它增加了东北亚和东南亚的直接接触，使东南亚的货物间接地进入中国；第二，东南亚的贸易和进贡使团的增加是伴随着东亚海域频繁的海上掠夺而来的。年，明洪武皇帝颁布禁令后，琉球群岛以经营东南亚产品转口中国闻名一时。年，派遣第一批官方进贡使团至明，以后，一年派遣进贡使团一次，甚或两次。琉球进贡使团都得到明朝丰厚的赏赐，主要礼物是远洋船舶。从-年的54年中，琉球至少收到30艘船只，对一个倾向实行孤立主义政策的政府实非寻常。
▲明代进贡使团年，琉球国王请求明朝派遣福建船员协助驾驶船只作远洋航行；请求得到恩准。琉球（校按：应为朝鲜）进贡使团为明政府带来大量的胡椒、苏木和其他热带产品。琉球实际上成为使东南亚产品源源不断输入明朝安全和可控制的中间人。洪武皇帝的禁令还激起了向中国进贡的东南亚使团一片混乱。占婆、爪哇和苏门答腊一巴西派遣了许多使团，但暹罗却远超过他们。旨在宣扬国威的郑和下西洋（-)首途航程之前15年中，暹罗至少派遣了22个使团往中国。而则据《明实录》记载，年、年、年、年、年和，暹罗派出的使团每次都带给中国大量的胡椒、苏木、丁香和象牙;例如年的使团带来1万斤（超过13磅）胡椒和10万斤（130多磅）苏木，然后由政府出售。
年，暹罗也开始派使团到朝鲜。当时暹罗还没有直接派遣使团往日本，因此在东北亚袭击前往朝鲜的使团便很有吸引力。年，暹罗使团受到“日本海盗”袭击，年和年的使团也难幸免，虽然他们继续不断地派遣使团到中国，但暹罗前往朝鲜作贡舶贸易的兴趣降低了。东亚海域上日益增加的海盗，使暹罗却步，却成为私人对明政府力图废除对外贸易利润的最强烈的反应。
▲海盗海盗，换一种说法乃非法贸易，源于某些国家在求取控制重要的贸易水道，所形成东南亚和东亚之贸易网络。年，明朝所谓倭寇首次出现于朝鲜海域。15和16世纪，非法贸易的不同之处只是规模的大小及中国士绅、高级官员和商人参与的程度而已；16世纪40年代，14个倭寇集团的首领中除一人外全是中国人。海盗的迅速扩展，反映了东亚海上贸易量和利润的增加，尤其是来自马尼拉和日本的贵重商品的贸易，如白银。
明朝频繁地颁布禁止海上贸易的诏令，也显示出海上贸易已是如此重要。正如一位年福建举人谢杰（后来的户部尚书）敏锐地指出：“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越严而寇愈盛。”数以千计的中国商人不断犯禁出海贸易，违反皇朝诏令，这段海盗历史可是16和17世纪东亚贸易扩展的前奏，葡萄牙人和荷兰人随之而来。东南亚商业中心的发展，有助于回避明朝禁制，因为只要中国的商货能带到东南亚商业中心，商人们就没有必要直接到中国贸易。东南亚的贸易港口中最理想的商业中心是马六甲海峡。
国王和苏丹都认为支持贸易符合他们的利益，马六甲海峡遂成为东亚、西亚、南亚和东南亚及东非货物最大的商业中心。马欢（约-)在其-年间的航行中记载：15世纪的马六甲足以成为最重要的贸易港口，中国贸易是该港口的主要部分。年，葡萄牙人占据了马六甲，此地成为亚洲香料、纺织品、丝绸和瓷器贸易的转口港。葡人征服马六甲后不久，皮雷斯来到马六甲，即发现中国贸易占交易总量的10%，孟加拉和印度的科罗曼达尔沿岸的贸易也占10%，4%来自西印度及其他地区。
▲马六甲市区其余大多数的货物则来自爪哇和弧形群岛地区的贸易。中国商人应是从稍远的东部，运来菲律宾群岛的艾罗戈齐和伊洛科的黄金、森林产品和粮食。帆船从中国到马六甲，带来大量的丝绸、糖、瓷器、铜器、铁器、盐以及高值轻巧的商品，如樟脑、硫磺、明矾、硝石、珍珠和黄金等。产品的数量并没有详细的说明，皮雷斯只写道：“中国生产大量的好糖。”回航中，中国人运回檀香、丁香、象牙和胡椒。正如皮雷斯所指出：“除了胡椒，其他货物中国并不重视。”16和17世纪，亚洲各国港口参与国际贸易的情况，即使在马六甲早期的国际贸易，市场的划分已明显地建立。
除了特制的棉织品，如称作“苾布”的棉布外，中国帆船回航时并不购买在东南亚广泛销售的印度花布。糖市场的划分也类似。许多地方如爪哇、苏门答腊、台湾和菲律宾皆种甘蔗，但是在17世纪之前，东南亚只有广南和暹罗等地出产糖。亚洲主要出口糖的两个地区是中国的广东和福建，及东印度的孟加拉国。
▲胡椒日本和马六甲东南部的东南亚糖市场似乎是由中国商人独占，而马六甲西部的市场，如勃固和阿拉干，则由榜葛刺供给，西印度、波斯等地的市场也是如此。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在马六甲的贸易多以胡椒为主，而葡萄牙人试图打破亚洲商人垄断地位影响了胡椒贸易。
结语
如张燮《东西洋考》指出：“本夷市道稍平，既为佛郎机所据，残破之，后售货渐少。而佛郎机与华人酬酢，屡肆辀张，故贾船希徃者，直诣苏门答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