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丝路贸易在汉朝开始繁荣。当汉朝在公元年灭亡后，中国战乱频仍，西域名义上仍是中原王朝的领土，但中原王朝对它的控制力在逐渐减弱。
随着唐朝(—)的建立，西域的军事要塞和关口被重新建立起来。唐朝常常被认为是一个对外开放的时代，这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在唐朝都城长安建立起商铺，对“各种各样的外国奢侈品和奇珍异宝的兴趣爱好开始从宫廷向民间蔓延”。在长安定居的外族人如突厥人、回鹘人、吐火罗人、粟特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建起了他们自己的寺院(清真寺仍然是精美而热闹的寺院，但三座琐罗亚斯德教寺院已经消失了)，而且他们的事务由一个专门的政府机构管理。
海上贸易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同时，丝绸之路也还在使用，尽管从敦煌径直穿越罗布泊盐滩到达吐鲁番以及沿途一直存在的沙尘暴的威胁等仍使人心生畏惧。发生在7世纪的一个故事中就描写了这种沙尘暴：“当这样的风暴即将来临时，只有年老的骆驼能有所预感，它们显得很惊恐，围成一群，并把嘴埋入沙子里。人们则以此为征兆，立即用毡布把鼻子和嘴裹起来。沙尘暴行进的速度很快，瞬息而至，然后很快就消失了。如果他们不这样保护自己，他们很快就会被夺去生命。”
几千年来，巴克特里亚双峰骆驼一直是西域最主要的运输工具，驼队也成了中国北方极其常见的一种风景，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住在北京的小说家、同时也是外交官夫人的安布里奇注意到，巴克特里亚双峰骆驼脱落的毛又脏又乱，但车主却急于收集这珍贵的骆驼毛，丝毫不愿丢弃，并用绳子把骆驼毛捆起来，看上去就像“草草包就的棕色纸包”。
在唐朝时期，骆驼的需求量很大，它不仅用于驮运重物和用骆驼毛制作衣服，而且还可以食用，唐朝诗人杜甫(—)就盛赞“紫驼之峰出翠釜”。回鹘人和吐蕃人把骆驼敬献给唐朝，和田人则进贡了一匹“疾走如飞的野骆驼”。在塔里木周边的国家可以买到骆驼。特种白骆驼用作“机智的骆驼信使”，也就是说它是能把皇帝的旨意送到边塞，并且及时将边疆情报传回的“特殊邮递员”。宫廷马厩中则饲养着“飞龙驼”。
经丝绸之路运到中国的其他动物有牦牛，这是作为贡品从吐鲁番和青海湖送往朝廷的，另外还有雄牦牛和其他较小的雌性动物杂交的品种，使之更能承受“低地压迫感”。神奇的羊的故事虽也流传过，但其中最神奇的还是在罗马土生土长的一种小羊。其他的包括撒马尔罕肥尾羊、生长在昆仑山中的尾巴短小的蓝羊(岩羊)和帕米尔高原的长有巨大双角的盘羊(后来被叫做“马可波罗羊”)。但唐朝皇帝对这些羊并不感兴趣，他们只接受了来自吐蕃、波斯、撒马尔罕和库车的狗，据说7世纪的绘画大师阎立本就画过一只吐蕃藏獒。或许撒马尔罕和库车的狗是送给朝廷的狗坊作为猎犬用的，波斯斑点狗也是猎犬。另外也有叭儿狗，个头小得可怜，长着长毛、尖脸，是由高昌王在7世纪早期转献给唐朝皇帝的，被叫做“罗马犬”，至于它们到底属于何犬种则很难说清楚。对这种狗的记载最早据说是在宋朝(—)。不管怎样，它们在宫廷中受到人们无比的宠爱。在关于唐玄宗(—在位)和杨贵妃的故事中，有一次，唐玄宗和一位皇子下围棋，当玄宗输掉很多棋子即将告败时，杨贵妃把一只来自撒马尔罕的叭儿狗放在棋盘上，叭儿狗搅乱了棋局，“上大悦”。
杨贵妃(死于年)，“体态丰满”，是“中国历史上最风流的女子”。她或许对中亚物品在8世纪风靡宫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她富态而丰腴，她还是被公认为是“中国古代美女”之一。她是一位官员的女儿，曾做过唐玄宗第18个儿子李瑁的王妃。唐玄宗在自己的一位宠妃死后，就把她纳入了后宫。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美人之中，杨贵妃是唯一一位“丰满”的女人(“身材苗条直至具有骨感”在中国大半个历史中一直是男人和女人所崇尚的美的标准)，从唐朝贵族坟墓的陪葬器物中可见到类似杨贵妃这样体态丰满的人物俑，足见杨贵妃的影响之大。
在7世纪，女子的体态显得娇小而苗条，穿着高而紧身的束腰，衣袖也很窄小。到了8世纪中叶，墓葬中出土的文物中的妇女形象有了明显的变化，这不仅反映在这位体态丰满的贵妃的身材上，也反映在她身穿的经丝绸之路传入的体现着中亚风尚的服饰中。她头戴加衬垫的巾帛，跟7世纪的美人不戴帽子、小而简洁的头饰形成鲜明的对照；穿着大袖的宽松的长裙，衣服垂感极佳，一泻而下；脚穿蓄有棕草、鞋首高而翻卷的云头锦履，在丝绸之路的出土文物中发现过类似的履。
杨贵妃不仅青睐中亚时尚，而且还钟情于来自中亚的男子。她对平卢将军安禄山(死于年)的激情几乎使唐朝灭亡。中国历史上的反面人物之一安禄山是粟特人后裔，这在唐朝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中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李白也出生在中亚。在民间传说中，安禄山的母亲是一名女巫，他出生时“山野中的野兽咆哮不止”。安禄山狡黠多智，能“流利地说各种边疆民族的语言，也能在自己因偷羊而被围殴时成功脱围”。他因在边塞立下军功而名声大振，虽然不像杨贵妃那样备受宠爱，但也得到了皇帝的宠幸。在掌控了一支16万人的军队后，安禄山最终起兵反叛，迫使皇帝逃离长安。很多随皇帝出逃的王公贵族在出行前首先把自己家中的金银财宝埋藏起来。不知是这些金银财宝的主人忘记了把它们埋在了何处，还是因为在逃亡中死去的缘故，从那以后，大量的窖藏被挖掘出来。从这些出土的财宝可以看出，唐朝的贵族们也喜欢在他们的家中收藏从中亚进口的金、银器或玉石制作的器皿。
安禄山后被自己的儿子谋杀，唐王朝又恢复了原来的宁静，但这已是杨贵妃死后的事情了。杨贵妃随皇帝逃离都城后，为皇帝护驾的军士认为安史之乱因她而起，坚持要求皇帝把她处死。有人说她是被勒死的，又有人说她在一棵桃树上自缢而尽。唐玄宗后来虽然恢复了皇位，却从来没有从杨贵妃之死的悲痛中恢复过来。从仓皇出逃至贵妃殒命，一种悲伤的气氛一直弥漫于宫廷之中，这也一直是画家和诗人所热衷表现的主题，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白居易的《长恨歌》。
唐朝继续进口马，并且发现了它们的奇异之处和新的用途。唐朝初期从波斯引进了打马球的游戏，结果这种游戏非常受欢迎，皇室甚至在宫廷之中专门开辟了马球场，宫中男女老少都热衷于打马球。很明显的是，有一种马适合于玩这种游戏，有记载说，和田在年献呈了两匹小马给朝廷用于打马球。还有一种“舞马”，唐朝接见吐蕃使节时就曾用过“舞马”。这种马身披锦缎，颈挂铃铎，戴有金银珠玉簪络，能够踏着鼓点非常优雅地卧倒和站立。玄宗皇帝有匹“舞马”，当它们表演时，就在其马鬃上悬挂宝石璎珞，为其披上以金银镶边的绣衣，驯马师则穿黄裙子，腰系玉带。马儿“跳着复杂的舞步，摇头甩尾……它们能够在三层高的板床上舞蹈。”
或许唐朝最著名的骏马是唐朝开国皇帝唐太宗的六匹战马，这六匹马曾先后载着他经历了数次重大战役。唐太宗令宫廷画师阎立本把它们画了下来，然后作为蓝本将其雕刻在石板上，作为自己的陪葬，即昭陵六骏。刻有昭陵六骏的石板后来被帝国列强劫掠，现仅有四块保存于中国，另外两块则存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中，其中一块在运往美国之前已被切割成了碎块。
与狗坊相邻的是鹰坊。鹰鹘大都是从东北地区或西域作为贡品敬献而来的。据记载，在公元年，沙州节度使送给皇上一批贡品，其中包括四只青足的苍鹰、两匹马和两个吐蕃女子。中国人为这些鹰鹘装上用玉或者金以及其他雕镂金属制作的尾铃，用青丝或“云锦”做成脚带拴住鹰腿，喂养它们的鹰笼则配有玉旋轴的皮带、镀金的栖木，经雕刻和油漆而成。
用途不大、然而却占据唐朝雕刻艺术特权地位的外来鸟是鸵鸟。公元年安息人将鸵鸟当作礼物赠送给汉朝。雄鸵鸟的颈部呈红色，长有黑色体羽和大而白的尾羽。它们或许是吐火罗鸵鸟，与年在叙利亚和阿拉伯沙漠中绝迹的鸵鸟有着亲缘关系。唐朝的两座皇陵，包括高宗(—在位)的乾陵在内，其甬道两旁的石刻中就有体型大而腿长、长着精美而卷曲的尾羽的鸵鸟形象。
经丝绸之路进口到中国的皮毛制品包括从鄂尔多斯进口的马皮，它用于制作鞍褥、船篷和盔甲，还有从北方各国进口的各种毛皮。
从西方引进到中国的植物有藏红花(来自印度、布哈拉和卡皮萨，既引进了干花，也引进了种子)。这种花是一种香料，用于制作喷在衣服或头发上的香水，也可用来调酒。诗人李白写了一首非常著名的诗，在诗中，他举杯邀明月，排遣自己孤独的情绪。诗曰：
葡萄美酒郁金香，
玉碗盛来琥珀光。
至于水仙花是从何处引进的，这还是一个谜，尽管现代人都认为它是中国的传统花卉，但其来源应该在西方。水仙花是中国画家们热衷于表现的主题，几个世纪以来，它也一直是中国一种重要的家养植物，因为如果对其加以细心培育的话，水仙就会在中国的春节(1月下旬至2月上旬之间)期间开花，既装饰了居室，也散发出香气从而美化了环境。
现在，中国人在养育水仙的水中选加入红、蓝、绿等不同颜色，从而培养出“多彩水仙”。还有“雕花”学校，在这里水仙花的球茎被分开，使之生长出很多互相盘绕的花。
食物仍然是经丝绸之路进口的重要商品。在唐朝，苤蓝经河西走廊来到了中国，甜菜(波斯名)可能是由阿拉伯人引进的。尼泊尔国王在年送来一组“奇特的外来植物”，它们并不是在尼泊尔土生土长的，其中包括一种名叫韭葱的新品种，这是一种像莴苣一样的植物，另外还有“西芹”和菠菜。菠菜(可能原产生于波斯)被道教高人当作一种有用的药物，他们常吃各种各样的丹药以求长生不老(这被他们看作是精神永存的先决条件)。他们吃下去的其实大部分是“汞”，在服汞过量的情况下，菠菜就被用作解毒药(在宿醉的情况下也吃菠菜)。
波斯阿月浑子、花椒来自“西域”，“西方人的芥末”(原产于地中海地区)、像安息香一样的香型树脂是从罗马和帕提亚引进的。帕提亚的“香胶树脂”(gumguggul)很可能是一种外来物，这是一种芳香型植物，一种“广泛使用的乳香混合物”，虽然它曾经在叙利亚和波斯出现过，但其来源很难说清。这种树胶脂起初跟犍陀罗和佛教有关(并非完全准确)，在4世纪被佛教徒在祈雨仪式上使用过。或许这种佛教使用的芳香型植物是通过犍陀罗从其邻近的原产国贩运而来的，因与宗教活动有联系而使其价值和宗教意义大涨，但后来似乎很快就被经海路引进的印尼安息香胶取代。
牛黄
中国药典也因丝绸之路贸易得以大大充实。以晒干的块或根的形式进口的阿魏用于祛除臭味，用做杀虫药和治癫狂。阿魏是从波斯和别失八里(中国曾在此驻军)进口的，来自波斯的蓖麻籽也做药用。最重要的动物药物之一是牛黄，“这是在很多反刍动物的第四个胃中发现的结石”，被用做解毒药。如此大量的货物就形成了丝绸之路重要的双向贸易：中国的牛黄(主要产自山东)甚至在遥远的波斯都受到很高的评价，而“蛇黄”块是在年从费尔干纳运到中国的。
隋朝(—)宫廷妇女很明显使用波斯“螺子黛”勾画“蛾眉”(淡淡的绒毛状痕迹，画在真眼眉上面，这种时尚常见于日本绘画中)。靛蓝是从波斯和费尔干纳进口的，不仅用作染料，也用作眼睑膏，这种时尚后来在中国流行起来。诗人李白描写道：
吴姬十五细马驮。
青黛画眉红锦靴。
道字不正娇唱歌。
玳瑁筵中怀里醉。
芙蓉帐底奈君何。
用于非化妆目的的进口染料包括从波斯进口的栎五倍子和雌黄，化学物品包括来自干涸的青海湖出产的盐，公元年从卡皮萨、和年从阿姆河以南的豪瓦里兹姆当作贡品进口中国的神秘“黑盐(粗苏打)”。明矾，用于软化动物皮使之易于加工和染色，是一种主要的商品，唐朝一些最好的纸都用从高昌传入的质量上乘的明矾上过光。金属制造工把从库车生产的盐氨草胶用作助熔剂，而医生则取其少量用它来减轻支气管充血，另一种金属制造工的助熔剂是来自吐蕃的硼砂。取自中亚干涸的湖中的硝酸钾用于制造著名的燃放礼花“火花”、“银花”和“桃花盛开”等。泻盐(硫酸镁)用作泻药，从西方进口的雄黄和黄丹用于治疗皮肤病。
虽然很多进口食品很快就融入到中国的农业之中，而化学制品却持续不断地进口，即使中国有某种资源，通常也是因为进口化学品有某些特质而需进口。很多骆驼商队很可能也接受过具体的进口要求。一些珍贵的物品如产自撒马尔罕的光玉髓和水晶、来自和田的青金石(来自和田市场，其原产地是阿富汗的巴达克山)也成为驼队运输的重要物品。
除原材料外，中国也经丝绸之路进口奢侈品。虽然中国内地仍然出口丝绸，其他的纺织品却从中亚反向流了进来。中亚毡(来自鄂尔多斯的白毡和来自库车的红毡)用于做帐篷、帷幕、帘子、席子、鞍套和靴子，而且在7世纪早期还兴起了男人戴黑毡帽的时尚。进口毡要在长安裁剪缝制，其他羊毛制品似乎是进口的成品。各种地毯则从布哈拉、卡皮萨和波斯引入，另外还有做“跳舞毯”和衣服的石棉。亚麻从鄂尔多斯传入(虽然中国内地也生产亚麻)，棉花从印度经陆路和海路进口(后来成了中国的农作物)。对舶来物的兴趣也促成了奇特丝织品的进口，通常是一些用金线绣花的锦缎和织锦，这些商品来自波斯、卡皮萨和拜占庭。
高昌的黑色大理石、波罗的海地区的琥珀、地中海的红珊瑚和珍珠等，都经西域输入进来，增加了中国的珠宝种类。装饰玻璃，或雕刻、或模制、或吹制成碗和眼镜以及其他装饰品，首先从波斯及更远的地方引入，然后在中国仿制。对玻璃制品的兴趣在日本奈良正仓院窑藏(这是7世纪收集的财宝，说明了在中国得到的装饰品在日本同样受人喜爱)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还有“黑绿色的鱼挂饰，其眼、嘴和腮都是用金线做的……一只边缘呈波浪形的绿色口杯，一只带脚的微棕色浅盘……四瓣形的红棕色杯，有凸起的花卉图案和卷纹……这是从萨珊银器艺术中发展而来的。一个淡绿色的白手镯，雕刻着两颗龙头相对口衔珍珠的图案。”
唐代蓝色环纹玻璃杯日本正仓院藏
经丝绸之路进口了一样令人惊异的东西，它改变了中国的服饰、建筑和生活习俗，这就是椅子。中国人席地而坐的习俗仍然能从延续下来的日本风俗中体现出来，这一结论是基于“7世纪日本把中国当作时尚和文化的榜样”推断而出的。后来日本传统文化的很多方面都可以在中国唐朝找到源头，因为那时日本不加选择地借鉴中国文化，从建筑艺术到雕刻艺术。虽然从那时起和服也有所发展，但高腰、紧身围腰的基本样式仍使人想起7世纪的中国服饰(而不是因杨贵妃而流行的较宽大、松腰的中亚样式，或宋朝出现的类似的交叉衣襟式宽松外罩)，日本传统的建筑反映了低层(以地面为基础)的中国唐时建筑式样。最有趣的是中国语言的表达方式仍然反映了过去以地面为基础的设置：毛主席，通常译作“ChairmanMao”，意思是“坐在主要的席子(古时辅在地面上的席子)上的姓毛的人”。很明显，“主席”实际上就是坐在主要的席子上的人。
椅子一定来自于比已经用上了坐垫和长沙发的波斯和阿拉伯更远的地方，可能出于位于小亚细亚的罗马和拜占庭帝国的边界地区。首先进入中国的椅子是折叠椅，被称为“胡床”，意思是“野蛮人用的床”。“胡”是一个用以表明异族身份的词。“椅子”在公元2世纪的中国文学作品中第一次提到，虽然这时候它还用于户外而不是用于居室摆设。首次对“胡床”的文学描写可见于大约在公元年诗人庾肩吾写的一首诗，诗中说，即使椅子被搬进屋里，它仍然保持其户外、军事联系：
传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
足欹形已正，文斜体自平，
临堂对远客，命旅誓初征，
何如淄馆下，淹留奉盛明。
另一种椅子，据其结构而称为“倚(椅)”意思是“依靠”，说明出现了坐椅子的人可以依靠的椅背，这种椅子最早在唐朝使用，这一时期的绘画显示了这种椅子的使用方法，尤其是骨架椅改变了中国的家具和建筑样式。早期的中国房屋有很低的活动中心，长长的窗户几乎直达地面。从唐朝起，纸糊花格窗的外墙下部就加高到了腰的高度，在这种居室内唯一一种以腿做支架的家具是低床，其周围以木围栏和帘子环绕，既用来睡觉，也可在白天脱掉鞋子盘腿坐于其上。现在中国居室内摆放高桌椅，一些骨架椅十分宽大，很明显坐椅子的人未必就(穿着鞋)垂腿而坐，他们有时候盘腿坐在椅子上，符合古代中国人坐胡床的习俗。而且，这种习俗一直延续了下来，在威廉亚历山大画的一位18世纪晚期的中国官员的肖像画中仍可看到这种习俗。
来源：中西丝路文化史/吴芳思著
原标题：《带货一姐杨玉环与中亚风尚流行中国记》
